木神原章二，木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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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日本典狱长

成了今天的阶下囚

公元1950年7月21日凌晨3时，一列特殊的专列徐徐停靠在抚顺火车站月台旁，从车厢里走出一群身穿土黄色军服的日本战犯，在我全副武装的押解人员看押下，列队向早已扩建、翻修一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走去。

这是一批从苏联被遣送至中国的日本战犯，共有969名。其中，军队系统的有司令官2名，师团长5名，旅团长14名，联队长8名，参谋长9名，情报主任32名，大队长39名，中、小队长347名，分队长以下195名。行政系统的有总务长官，次长，参议，省长，事务官，参事员44名；特务15名，司务长3名，部、厅、处长140名；宪兵116名。

开庭前认罪教育

这些战犯们面对铁门、高墙、电网，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那些少数将、校高级战犯们仍竭力表现出昔日大日本皇军做慢、骄横不可一世的盛气凌人的气势，其实也是色厉内荏，掩饰不住内心的惧怕和恐慌。在脚下这块曾被他们的铁蹄践踏蹂躏无恶不作的土地上，到处都播种着仇恨的种子。他们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法网。等待他们的，将是正义的判决！

他们的眼前幻演着一幅幅在复仇的烈焰中葬身火海的画面……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是一座隶属于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军事监狱。所谓“高级”，因关押在这里的都是政治犯，即坚决进行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它始建于1936年，建筑面积6600余平方米。

1950年初，为关押日伪战犯而翻修、扩建并更名为“抚顺战犯管理所”。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座监狱当年的“典狱长”大村忍，也在这批被羁押的战犯中间。从昔日太上皇的位置一落千丈，成了今天的阶下囚，是命运有意在捉弄自己，开了一个国际玩笑？还是“胜者为王败者贼”？

入狱之初，他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在后来的改造过程中，他才如梦方醒，进而悟出他个人富有戏剧性的命运逆转，其实，都是因正义与公理终将战胜邪恶与谬误，玩火者必自焚这一千古的法则而成为最终结局的。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与日本战犯进行

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批战犯在苏联伯力看守所关押时间长达5年之久，苏联监狱当局除了分配他们做劳役之外，几乎没有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

因此，在很多战犯尤其是将校级高级战犯中，冥顽不化，拒不认罪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反动气焰也极其嚣张。

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就是一个典型。他从未反省过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和巨大伤害，而一直以为他是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令他深感遗憾的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使他失去了继续征战与中国军队为敌的条件。他日思夜想的就是如果有朝一日能活着回国，便召集旧部，重建日本陆军，与中国军队再决雌雄。这个战争狂人，每天清晨都带领儿名将校级战犯走出监舍，在院子里面朝东方，匍伏在地，向日本东京皇宫方向遥拜，并高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大和魂万岁！”“永远信奉武士道精神！”

藤田茂的部下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最多，他在战犯中很有影响和号召力。他多次煽动战犯们对抗改造，并诡辩说：“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是战俘。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我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将我们遣返回国！”

在他的带动下，很多战犯跟着闹事。闹得最凶的是前锦州警察局警务科长鹿毛繁太。

一天上午，孙明斋所长正在监区内巡视。当走到关押将校级战犯的监舍区时，听到鹿毛繁太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我要自由！放我出去！我要回国！你们把我们统统地放了，或是都给处决了要杀就杀，要砍就砍，随你们便！可是，日本政府是不会答应你们的！”监内一些战犯们也跟着起哄，拍手，为他喝彩，叫好。

面对战犯们的疯狂表演，孙明斋所长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威严、锐利的目光逼视着鹿毛繁太：“你知道你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罪行吗？”

鹿毛繁太强词夺理：“我是来帮助中国维持治安的，我没有罪！”

孙所长立即反驳他：“谁邀请你来中国帮助维持治安了？你是在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之后，充当了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的帮凶和刽子手！”

鹿毛繁太自知理屈词穷，却不肯轻易认输，仍在继续狡辩：“你们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我要控告你们！”

孙所长强压怒火，义正辞严地训诫道：“你懂国际法吗？国际法上哪条规定了一个国家可以随意侵略另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合法的？你应该知道：违反国际法的恰恰是包括你们这些战争罪犯在内的侵华战争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按照中国的法律，有权关押处理你们！将要受到起诉、控告的是你们这些战争罪犯！我代表中国政府严正警告你：摆在你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必须认罪服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国，否则……”

1993.6.5日，日本“中妇联”北海道支部长相川松司率团来所访问，并受金子松荣委托向管理所捐款100万日元

这严正的警告，这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正义的声音如雷贯耳，使这名被战犯们推崇为“大和魂永不磨灭的榜样和英雄”无言以对，锐气顿消，深深地低下了那颗桀骜不驯的头颅。

后来，孙明斋所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多次对藤田茂和鹿毛繁太及很多战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批评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战犯们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初步的转变，藤田茂也自动停演了每天清晨面向东方遥拜天皇的“保留节目”。

藤田茂和鹿毛繁太的初步转变，在战犯中引起强烈震动。

对日本战犯实行人道主义待遇

周恩来总理对改造日本战犯的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于1950年7月做过明确批示：“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国际惯例处理。按在押战犯原职务区别对待，分成小、中、大灶三种级别，全部供给细粮。”

建国初期，我国百废待兴，正处于艰苦奋斗时期，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每天吃的都是高粱米饭、苞米面大饼子、窝窝头、咸菜和白菜汤，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两顿细粮，而战犯们的伙食却是高标准的。

为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伙房的炊事员不辞辛苦，不怕麻烦，每天都变着花样调剂，烤面包、馒头、花卷、豆沙包、肉馅包子、糖酥饼、糖三角，一个星期内不重样。

对战犯们给予这样优厚的生活待遇，充分体现出我国政府对战犯们施行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博大宽宏的胸怀，也展示出对改造日本战犯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目光。

在医疗保健方面，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批示精神，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卫生部于1950年5、6月份，先后从各医学院校抽调一批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医务人员到战犯管理所工作。共有26名，占全所工作人员的五分之一。为掌握战犯们的身体状况，每年春秋两季定期进行体检，担任主检的医生均是从各医学院校和各大医院临时抽调来的很有名望的医师、教授。管理所还为全体战犯建立了正规的门诊病历和身体健康程度登记卡，为作好战犯的医疗保健工作和预防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和科学依据。

让我们上溯时间的长河，推开尘封已久的记忆之窗，重新目睹和回味那感人至深的镜头和故事

护理员焦桂珍，从1952年开始负责护理因患脑溢血而导致半身不遂的原伪满州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直至1956年初他被假释时为止。

一天，护理员焦桂珍照例又提前15分钟走进专护病房，给武部六藏喂饭，吞咽困难的武部六藏突然将嘴里的饭菜喷吐在她的脸上和身上。焦桂珍对此没有丝毫怨言，背过身去把脸上、身上的脏物擦拭干净后，又继续一口一口地给武部六藏喂饭，感动得武部六藏热泪盈眶。

武部六藏因为瘫痪而导致大、小便经常失禁，床单、被褥上常常粘满粪便和尿液，臭味难闻。焦桂珍每次都不厌其烦地给他擦洗干净，换上干净的床单，被褥和衣服。

为防止病犯因长年卧床而感染褥疮和皮肤病，她每天数十次地帮他翻身、按摩，并经常用酒精、滑石粉擦试全身皮肤。这对一位当时还是未婚的年轻女性来说有多少不便和尴尬呵！然而，焦桂珍深深地认识到：自已的工作虽然过于辛苦和委屈了一些，但却与改造好日本战犯这一大局息息相关，紧音相联，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毫无怨言地做好，绝不能半途而废。

在焦桂珍耐心细致的护理下，武部六藏虽然在病床上躺卧四年多，却养得红光满面，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更未得过褥疮等皮肤病。焦桂珍在这15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付出了多少精力与心血呵1

1956年8月，武部六藏被假释回国。焦桂珍随担架乘车一直护送他到天津港。当武部六藏向前来接他的妻子武部歌子讲述了焦桂珍护理他的感人事迹之后，武部歌子深受感动，抱着焦桂珍失声大哭。武部六藏流着眼泪真诚地说：“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感谢焦桂珍大夫！我发誓，今后永远不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

悔罪教育使战犯们深刻

反省，泯灭的良知和扭

曲的人性得到复苏和回归

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对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再次给予指示：“对关押的日本战犯要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

周总理的指示语言虽不多，但却说到了点子上，使全所工作人员心明眼亮，研究、制订出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具体方法，将日文版《经济学全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帝国主义论》、《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等理论书籍推荐给他们。管理所的翻译还特意把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等文章翻译成日文，供这些日本战犯们学习。

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习和讨论，很多日本战犯在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开始走出谬误和邪恶的沼泽地，深刻反省，自我批判。

原关东军第39师团232联队一大队机关枪中队长宫岐弘大尉，在认罪大会上主动彻底坦白、交待了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他怀着万分愧疚和沉痛的心情说道：“我自幼崇拜天皇，迷信神佛。入伍后，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这是优等民族拯救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也当作‘忠君爱国？的‘英雄行为'。我经常这样教育士兵‘只有多杀中国人，才是忠义，才是勇敢，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

“为了锻炼士兵们的杀人胆量，我拿战俘甚至是无率的居民当作刺杀和枪击的活靶，并亲自示范，再命令他们照样刺死数十名中国人。为了试验战刀是否锋利，我高举战刀把人活活劈死，我还把抓到的几十名中国人押到医院做开膛手术，给实习生上人体生理解剖课，或摘取心、肝、肺等内脏做人体器官标本。

1943年底，我鼓动大队长山中孝夫带队袭击湖北省农村一座叫作白阳寺的村子，烧毁全村的住房，屠杀了1000余人，就连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婴儿及身怀六甲的孕妇也不放过…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像一场恶梦般令我全身惊悸，战粟！我还算是一个人吗？我已经失去了人性，而成为一头杀人不眨眼的野兽和屠夫！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一小撮战争狂人的欺骗宜传、诱逼我走上了侵略中国和滥杀无辜的罪恶道路和深渊！”

宫岐弘声泪俱下地一气讲了4个多小时，最后，他十分虔诚的表示：“我是一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就是枪毙我一百次也难以洗刷自己的罪恶，我请求中国政府和人民给我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只有这样，我的心灵才会得到一丝慰藉。否则，今生今世，我将永远生活在悔恨和自责的痛苦中而不能自拔！”

战犯们在坦白交待、检举揭发自己和他人的罪行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育，早已泯灭的良知和人性在逐渐复苏和回归！

中外改造战犯史的奇迹，日本战犯向中国人民谢罪

为了加速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进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和公安部的工作部署，1956年2月6日至26日，战犯管理所组织894名战犯分三批到沈阳市、抚顺市的工厂、矿山、农村、敬老院和幼儿园参观，学习，收到了超出预期目的的效果。于是，在同年4月13日至5月11日，又组织了306名战犯，由辽宁省公安厅的迟文山处长带队，乘专列北上哈尔滨、长春，南下鞍山、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和杭州等地参观、游览、学习。

在昔日被日寇铁蹄蹂躏、践踏的中国土地上，到处都葳蕤着一派勃勃生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已从站争的创伤和荒芜的废墟中康复崛起，以崭新的面貌迎着这些战犯们新奇、探询、惊讶和敬佩的目光。具有宽宏博大胸襟的中国人民，包括那些在战争期间曾深受伤害的人们，以战犯们所意料不到的宽容，接受了他们的真诚仟悔。

在哈尔滨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面对赵一曼烈士的遗像，原延吉警察厅警务科科长则松梦吉跪倒在地，向赵一曼烈士谢罪并一再请求将自己处死，来偿还血债！

在长春，日军“100”细菌工厂遗址，原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一六二支队长少佐军医木神原秀夫，站在炼人炉前向战犯们讲述了他于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期间，带领所属人员培育各种类型的伤寒菌苗、赤痢菌苗和霍乱菌苗，并将菌苗移殖到大量老鼠身上，致使鼠疫流行，危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日本投降前夕，他命令部下炸毁该支队的全部建筑和设施，妄图毁灭罪证，逃脱惩罚。

在南京雨花台，参与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们回顾了当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场面，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战犯们不约而同地列队向30万死难者鞠躬默哀。

在杭州一处当年日寇屠杀中国人的杀人现场遗址，14名战犯回顾当年滥杀中国无辜百姓的罪行时，一致要求以死谢罪！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参观时，当年的幸存者方素荣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她死里逃生的经过。方素荣在讲完这段血泪控诉之后，战犯们纷纷跪倒在方素荣的脚下，真诚悔过，放声大哭！

正义审判与宽大处理，

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和

中华民族的宽宏大度

1955年12月，周总理指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有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在20年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为审判日本战犯，1956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法庭地点设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这是一幢新修建的约为2000平方米面积的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威严、肃穆、壮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摩田茂、玲木启久等36名日本战犯提起公诉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于1956年6月9日至6月19日，7月1日至7月20日，对日本军队系统的藤田茂等8名战犯，对行政系统的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公开审理，旁听席上，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界代表500余人：全国各大报社、电台的记者对整个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现场采访，并向全世界播发和报道了这一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正义审判。

在审理过程中，特别军事法庭的公诉人以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认定这36名日本战犯分别犯有“侵略战争罪”“特务间谍罪”等罪行、日本战犯对起诉书中所列举的各种罪行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在最后陈述意见时纷纷表示愿意接受法庭最严厉裁决，愿以自己的生命来偿还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经过多次审理，特别军事法庭对武部六藏、藤田茂等36名战犯分别判处12年一20年有期徒刑。

对另外933名日本战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免予起诉，从宽处理。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于1956年6月16日、7月18日、8月21日分三批由中国红十字会送交日本国红十字会，释放回国。

这些即将回国与亲人团聚的前日本战犯们将抚顺战犯管理所视为“再生之地”，将这里的管教人员称为“恩师”，他们为中国人民宽宏博大的胸襟所折服，他们为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而深受感动，决心在回国之后，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鉴于尚在服刑的日本战犯认罪服法，改造表现较好，1964年3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全部在押服刑的日本战犯予以特赦，至此，改造日本战犯的工作全部完成，成为史册中永远占有重要席位的一页壮丽的篇章！

1988年3月16日，“中妇联”会员金泽正夫率亲属来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